发布时间：2022-03-14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联合腾讯新闻、新浪微博、成都发布、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市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共同推出“城势而上”线上高端论坛第二季，探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结合的公园城市奋进之路。
01建立“反磁力中心”
怎样去防治超大城市的大城市病？
肖金成：对这个问题，我提出三条对策。
一是要中止单中心、摊大饼的过程，建立反磁力中心。人口规模不大的城市，没有必要搞多中心，因为多中心意味着更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但当人口达到了特大城市的规模，就要考虑建设多中心城市——要把主城区的边界控制住，不要再向外蔓延，而要在周边一定距离内规划建设一个新区，集聚产业和人口。
当然，中止“摊大饼”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规模不再扩大。众所周知，城市越大，吸引力越大，会产生“虹吸效应”，吸引周边经济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有时候是好事，但当速度变快、规模变大，也会为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居住成本提高等问题将会显现。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把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作为重中之重，这说明，城市规模很大时再去考虑治理大城市病的对策，其实相当困难。
眼下，成都主城区的人口1000万人左右，为了防治大城市病，需要建立“反磁力中心”。这个概念也是我在国内较早提出并作为治理大城市病的战略举措。
什么是反磁力中心？很容易理解。大城市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产业和人口等经济要素不断涌入呈不可阻挡之势。反磁力中心，就是在离主城区不远的地方选择一个环境更好，交通更方便的地区，规划建设城市新区，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吸引产业和人口。成都的天府新区就是“反磁力中心”，就能起到疏解成都市的功能，减轻主城区压力的作用，有效防治“大城市病”。
要提高“反磁力中心”的吸引力，包括更便捷的交通、更完善的设施、更美好的生态，以及更繁荣的经济。当然，繁荣的经济是一个期望值，是一个预期。做到这四点，产业、人口将向这个地区聚集。产业发展是第一位的，不能靠“楼宇经济”，更不能把其建成房地产小区。
防治“大城市病”的第二个举措是规划建设都市圈。随着核心城市规模的扩大，都市圈的辐射半径也随之扩大。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辐射半径大约在150公里。过去，行政壁垒比较严重，核心城市无论规模多大，很难辐射到行政区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区壁垒不断弱化，和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各级政府能主动消除壁垒，让要素双向流动，和周边城市形成一定分工，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周边城市，就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就是都市圈的形成过程。
都市圈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当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规划，比如编制交通体系规划，把轨道交通延伸到周边城市，那么周边城市的发展就会加快，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能减轻主城区的压力，对治理“大城市病”有很好的效果。
此外，受益的不仅是周边中等规模的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也会受益。这一过程被称为都市圈的同城化。所谓同城化，就是不在一个城市，像在一个城市一样。当然，都市圈建设不是一蹴而就，我注意到，成都也编制了都市圈的规划，把周边德阳、资阳、 眉山纳入进来，从范围来看比较合适，未来这三个城市也将作为成都都市圈的一部分，实现同城化。
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就是由二产为主逐步转型为三产为主，由传统服务业为主向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型。对超大城市来说，如果还是抓住制造业不放，服务业也很难发展得更好，因为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集聚。
在此过程中，主城区要主动放弃低附加值的产业。但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污染的转移，而是劳动力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向外转移——这是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主城区的成本在上升，包括土地成本、房屋租金甚至生活成本均在上升，目前这些成本的上升被政府所消化，而如果政府不承担这部分成本，主城区低附加值的产业很难存在下去。
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文化会展、科技创新等占地不多，但附加值很高，对城市生态不会造成很大影响。通过有效疏解主城区的功能，转移主城区的产业，不仅能够减轻主城区的压力，而且有利于促进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02产业转移不会带来空心化
产业转移是否会让城市产业空心化？
肖金成：这也是很多人、甚至是很多城市的忧虑。他们认为，产业转移不仅会影响GDP，还会影响就业岗位甚至带来人口负增长。当然，周边城市也存在担忧，他们也会思考，转移过来的产业是低附加值的甚至是面临淘汰的夕阳产业，会不会在当地造成环境问题。
实际上，这个忧虑是没有必要的。一是主城区不会空心化，因为未来主城区要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过去以二产为主、三产比重低，转变为二产比重下降，三产增加。GDP不会受太大影响，反而要素集中度上升了，这就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区域经济学有一个概念谓之“回波效应”，即产业向外转移，会将企业总部、科技研发、服务营销留在核心城市，转移的是生产基地，是产业链条的向外延伸，企业的利润会回流回来。
在城市发展中，实现这三者的关键是什么？
肖金成：一是要规划引领。过去城市发展，主要是要素在核心城市聚集，城市向外蔓延，功能不断累积，造成空间布局不合理。现在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生态和发展应该相互依托而非互相影响，所以需要对空间进行规划。如很多城市周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居住区，形成潮汐式交通，还有就是工业围城，或在工业区附近布局居住区，这是规划滞后造成的结果。超大的城市，一定要保留很大规模的绿地，要在新区和老城之间强制性保留生态区，比如保留5到10公里的生态空间，也要防止规模很大的“卧城”。城市一定要有“肺”和“肾”——肺是林地，肾是湿地和湖泊。为了改善环境，超大城市一定要强制性保留绿地。
二是强调集约发展。很多人认为，保护环境一定要避免集约发展。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保护环境，一定要在有限土地上承载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尽可能少占空间。集约发展才符合低碳原则。城市太分散会导致远距离通勤，基础设施建设也会消耗大量资金，加剧碳排放。所以粗放发展导致高排放，城市不能像村庄一样稀稀拉拉。
三是产业发展要编制并公布负面清单。现在城市热衷于搞产业规划，但在经济发展中，产业并不是规划出来的，而与营商环境、生产生活成本有关。城市更需要一份负面清单，明确哪些产业不能进入，从而解决污染转移问题，保持生态与发展的相互协调。
如何从城市空间布局方面，克服和治理大城市病？
肖金成：当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跻身超大城市，城市从本质上产生改变。未来的发展要从规模、产业、空间等方面重新考虑。
这就提到了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大城市病问题。大城市病过去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警惕。“大城市病”的具体表现就是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消费成本提高等。我国很早就意识到必须防治“大城市病”。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中均提出特大城市要瘦身健体的方针。
在我看来，“大城市病”不是不可以避免、预防甚至解决的。之前我多次发表文章强调，治理”大城市病”，一定要从早做起，不能等“大城市病”爆发了再去应对。
成都在防治“大城市病”方面已有很好的应对之策。很早就意识到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大，提出了公园城市概念，规划建设了天府新区和东部新区，减轻了主城区的压力，实现了城市组团式发展。
文章来源：红星新闻 2022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