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5-18
一、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基本模式
1、对口支援：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通过投资来促进特定地区或行业的发展。而对口支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是中国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使用的一种超经济手段，是指依照行政指令和行政分配东西结对――中央或中央部委,东部的省、地、市,乃至于县政府指定机关企业负责扶持西部某一贫困地方的发展，本质上属于道义性援助。邓小平曾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口支援,可以密切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使西部地区能更加有效地开发并利用其丰富资源,发挥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并最终达到扭转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现状。
实行对口支援的方式有多种:
(1)政府指令性定点帮扶。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所以各级政府均采取指令性的定点扶持措施。如早在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例如2000年6月，广东、广西两省区党委、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在桂林签订了《广东省对口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贫困地区教育协议书》，共同推动实施“广东省对口支援广西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工程实施3年来，广东省投入帮扶广西教育的资金达1.03亿元，带动广西各受援县、校投入配套资金近1000万元，共完成教学楼、学生宿舍、多媒体教室等建设项目110个，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受益中小学校150所，受益学生7万多人。与此同时，广州、东莞、中山、佛山、珠海、惠州、汕头、肇庆、江门、顺德等10个支援城市向广西28个贫困县(自治县)派出148名品学兼优的支教教师，为受援学校输入了前沿的教学理念，提供了最新的教改信息和先进的教学经验，从整体上提高了受援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为广西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广东对口支援广西贫困地区办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良好的社会效益。1994年初，为尽快恢复发展库区经济，国务院确定浙江省重点对口支援重庆市涪陵区、宁波市重点对口支援万县五桥移民开发区。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安排，杭州、温州等8个市、59个县（市、区）和37个省属单位先后结对支援涪陵区等地的乡镇、街道。1996年，浙江省台州、绍兴、湖州等市和32个省属单位与四川省南充市、广元市的12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市、区）结成对口帮扶。“双对口”以来，浙江省在“双对口”地区无偿援助资金近2亿元，赠物折款6000多万元，援建了一批希望学校、卫生院、福利院、饮水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和优质农产品基地、民营企业，累计实施经济技术合作项目320多个，总投资36亿元。
(2)东部派干部到西部挂职。中央部委机关干部到贫困地区代职任地方领导,也带有扶持色彩;最为突出的是全国各省市下派干部援藏，自１９９４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全国１８个省市、中央国家机关５０多个部委和单位、１５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参与了对口支援，先后选派了三批共２０８１名干部进藏工作，提供援助项目３１００多个，投入资金６１.６亿元。针对日喀则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实际情况，上海、山东两省市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对口援藏的主要工作内容。上海山东两省市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第三批援藏项目，共落实援藏资金和物资近４亿元。其中上海市第三批援藏干部进藏，计划3年投入资金2.25亿,落实援藏项目161个。截止2003年底，到位各种援藏资金１.８８亿元，建成竣工的有日喀则地区中专教学楼、地区农业机械化工程等项目５１个，完成了位于海拔３８５０米的世界海拔最高的广场――扎什伦布寺广场工程等８个重点项目；山东省第三批援藏工作共实施援助项目１９８个，计划投资２.１亿元。到2003年年底，累计完成１.５亿元，其中１４１个项目已经交付使用。日喀则地区的上海广场、上海体育馆、山东大厦、扎什伦布寺文化广场，以及希望小学、卫生院等一批援藏项目的完成，使日喀则地区的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文化、医疗等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体现出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自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浙江省8年间先后派出20余批共300名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藏工作，相继建成了投资9685万元的西藏甲岗水电站和投资1900万元的那曲浙江路等重大项目。甲岗320水电站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电站，从1997年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至今，彻底摘除了申扎县“无电县”的帽子；浙江路的建设通车，探索出了在高原冻土地基上建设城市道路的新路子。在2000年中央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浙江省共投资8800万元对口援建那曲6个工程项目（夏曲卡水电站、那曲地区老年活动中心、那曲地区二中扩建工程、那曲地区藏医院住院部、那曲地区人民医院改造和那曲浙江路二期工程），于2002年6月开工(夏曲卡水电站于2001年6月开工)，目前6个援建项目基本完成，其中4个项目已通过工程验收。浙江省共投入2.5亿元对口支援那曲地区，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派出援藏干部1374人，援建基础项目共185个，对那曲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浙江省下派农技人员、致富带头人、私营企业主、年轻干部到对口帮扶和支援的四川广元、南充两市，同时南充、广元、涪陵三市（区）也派出550多名年轻干部到浙江省对口帮扶乡镇、机关、企业挂职学习。其对口支援特色是送技术、送项目，找市场、找出路成为对口帮扶的方向，甚至刚刚在浙江省出现的新品种、新技术也迅速传到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如靠浙江人的帮扶，3年时间阆中市长毛兔饲养量从1万多只发展到90多万只，年产值2.5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养兔业成为该市支柱产业。阆中市张公桥边的村民靠饲养长毛兔盖起“浙江长毛兔房”；在广元市的6个贫困县（市），浙江省帮助实施农业开发项目37项，绍兴麻鸭、蛋鸭已在剑阁县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格局；青川县的白龙湖在上虞市帮扶下，已成为南充有名的水产养殖基地。
这种形式的对口支援强调在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中，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增强被帮扶点的经济“造血”功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送钱送物只能济一时之困。东部在对西部的对口帮扶中不仅给予物资和资金，更重要的是干部挂职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这种观念的变化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是长效的、无法估量的财富。
(3)互惠互利的横向协作。为扎实有效推进对口支援工作，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仅靠政治任务还不够，随着计划经济色彩的淡化,带有地方互利的市场色彩的横向协作形式开始出现，其内容已经从原来的商品交流扩展到产权交易和投资等方面。如采取这种形式效果显著的有山东与新疆对口扶贫，山东与新疆自1999年签订对口扶贫协议以来，仅2003年，两省区签订对口帮扶和企业间合作项目达42项，总投资1.58亿元。其中，山东大成集团在阿图什市投资1500万元建立牧业基地；山东济宁鲁抗医药集团与喀什地区畜牧局合作投资1500万元兴建万吨饲料加工厂；山东寿光市投资近百万元帮助英吉沙县和疏勒县建成大型果菜交易市场；山东青州登海种业集团投资1000万元在洛浦县建立基地和加工厂。仅浙江一省在涪陵、南充、广元三市（区）投资经商办实业的客商就达5万人以上。
这种方式的对口支援使东部企业成为其对口支援地区不可缺少的积极因素，他们在给这些地区带来就业、税收、产业联动发展等多方面效益的同时，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市场意识和创造市场、占领市场的精神和方法。互利的帮扶和支援机制同时也使西部地区对东部的企业具有吸引力，使对口支援工作能够保持持续性。
2、立足开发资源的合作：
这种合作模式是指东西间协作，有选择地开发西部价值高、效益好的优势资源,吸引东部到西部建立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将西部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为东部提供廉价的资源型产品，保障东部资源供给；或西部生产原料的企业同东部的加工企业通过联合,共同建设原料基地,建立密切的产销关系,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益,实现共同发展，达到东西双方互利的目标。这种联合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合资、合作、母子公司制、补偿贸易等。
（1）联合开发西部能源资源。能源的联合开发，一方面为东部提供充足的能源,可以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另一方面类似“西气东送”、“西电东送”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对东部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上海宝钢集团在“西气东送”的管线工程中夺得10多万ｔ管线钢的供货权,以及拿到三峡工程8500ｔ宽厚板供货合同;联合开发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2）联合开发西部农业资源。对西部丰富的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发展种养业和林果业,实行产供销、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可以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合作兴办加工企业,提高西部地区产品的商品率与附加值。江苏东北塘镇三产总公司与青海省共和县区沟乡黄河村联合投资480万元，建锡海毛纺原料厂，利用当地价格低廉的羊毛、水、电、煤进行洗毛每吨产品成本比羊毛运抵锡山市加工成本降低200元。浙江省黄岩广益食品有限公司利用原苍溪罐头厂破产资产组建成的苍溪县广益食品有限公司，在22个乡镇建立了出口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开发当地的农业资源，使当地户年均收入增加800元，农民的三分之一收入来自出口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江苏江阴市华西村在宁夏开辟了一个华西村，开垦了5000多亩荒地从事种植、养殖、加工业，以江阴市华西村为龙头，以宁夏华西村为基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把宁夏华西村的各家各户小生产与国内外大市场连接起来，使当地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延伸后的利润。
（3）东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性建设合作。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各流域上游有较为集中的大面积森林草原,是我国森林草原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但由于大量砍伐和过渡放牧,致使植被草地大量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对西部以及各流域的东部都造成巨大的环境压力。因此东西部联合对西部自然环境的保护性建设，对西部和东部都具有重要意义。
（4）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现阶段西部的主要任务是打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改变交通、通讯、能源开发滞后对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积极谋求与国内外投资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合作,因而东部地区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共同合作的广阔空间。交通建设方面,西部各省市将以铁路、公路为重点,建设航空、管道、水运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基本解决西部地区交通滞后的状况。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公路建设项目成为热点,首批落地资金就达170亿元。按照“西电东送”的规划,将投入大量资金,在云贵两省重点建设。贵州在“十五”期间将要开工建设电源点规模1400万ｋＷ,建成800万ｋＷ电力装机,总投资400多亿元;输电线路投资将达200亿元左右，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上海贝尔抓住通信先行的机遇,积极参与贵州电信网扩容和优化改造。
（5）矿产资源的东西部合作。东部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资源开发市场保证，共同开发西部特有资源,如镍、钾和石棉等;或在东部地区经过长期开采，储量接近耗竭的资源，如煤和铅锌等。这种合作模式多适合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如冶金和化学工业等。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一方面东部企业可以得到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摆脱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有利于东部向西转移相关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与二手设备等。而西部企业则可以得到东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档次,发挥规模效益。江苏溧水县红焰牌碳酸锶是东南亚地区的知名品牌，其生产技术标准就是国家行业标准的母本，厂家利用这一优势于1999年到四川武胜县利用当地高品位的天青石矿产资源联办一个碳酸锶工厂，使武胜县平地崛起一家出口创汇企业。青海的钾资源,储量占全国的98%,东部农业对其相关产品钾肥的需求量很大,但目前产量还不到全国市场需求量的十分之一。青海钾肥的质量已基本接近加拿大、德国钾肥的水平,但是其生产限于资金和技术投入不足,产品价格偏高,且未实现钾资源的综合利用。如果东西部能联手开发,对双方都会带来可观的收益。
3、依托无形资产的合作：
具有商标品牌优势、管理模式优势和销售网络优势等无形资产的东部企业直接到西部建厂,或收购西部的同类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由过去的“产地销”变为“销地产”,扩大市场占有率。这种合作模式多适合于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无形资产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其重要性愈加凸现。但无形资产的形成需要长期积累和巨额投入，东部企业20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实践,特别是一些作为跨国公司加工厂的东部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建立了销售网络,逐渐积累形成了自己的无形资产。西部企业在创业初期,最简捷的途径就是主动挂靠东部大企业集团，借用东部企业已有的无形资产，如销售网络与商标品牌推销自己的产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努力避免东部企业走过的弯路,开拓东部市场与国外市场，而不是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漫长的积累。雅安药厂就是利用了“三九”提供的商标使用许可、利用了“三九”的销售网络，接受了“三九”通过派出经营者而输入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合作是双赢的，它既有利于东部企业低成本扩张,在西部寻求新的市场空间，迅速提高市场份额,在国际国内市场增强无形资产效应;又有利于西部企业度过创业艰难时期,尽快吸取东部企业的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逐步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
如康佳集团兼并黑龙江的牡丹电视机厂、陕西的如意电视机厂和重庆的无线电三厂就属这种类型。康佳集团借用牡丹、如意和重庆无线电三厂的生产设备，分别组建了陕西康佳、黑龙江康佳和重庆康佳扩大了市场份额,牡丹、如意两厂借用康佳的品牌,盘活了企业。
1997年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出资7000多万元，与广元市合资组建了广元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如今已累计销售7亿多元，上缴税收4000万元，娃哈哈广元分公司已成为集团最赢利的分公司之一。在企业赢得丰厚的回报后，去年集团又增资1亿多元，新建了娃哈哈茶果汁饮料生产线。
4、围绕专业化分工的合作：
这种合作模式是指东部拥有先进组装或深加工技术的企业,把其零部件或初级产品生产基地向西部转移,或通过收购西部相关企业,建立垂直分工下的产业链协作关系。经过多年发展,东西部经济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在同一技术层面上进行产业协作,但这种格局为开展垂直分工与协作提供了条件。在这种模式中，作为生产总部的东部企业在产业链中起关键作用,控制具有前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东部企业在合作初期承担着一定的生产任务,而西部企业围绕东部企业的发展,捕捉市场机遇,开发配套产品。随着西部企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东部企业逐步退出生产,专门负责产品设计、核心技术研究、市场开拓和金融服务等职能，以更有利于东西部企业的分工与协作。
这种合作模式既发挥了东部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优势,又利用了西部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避免了东西部产业结构雷同和重复建设。这种合作模式多为东西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如汽车、计算机和机器设备制造等。山东枣庄碳化硅厂将粗硅生产基地西移至青海省海北州的西海镇,而山东老厂由于获得配套企业支持，则转产搞微硅加工,集中精力于技术研究，推进产品升级换代，延伸了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开拓了西部市场。而青海的硅厂也确保了产品的销路，及时跟踪了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动向。再如上海轿车厂的轮胎分厂之一就设在西部的贵阳。
5、借助技术和管理的合作：
东部地区充分利用东部企业竞争力强、产品知名度高等优势,将其企业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西部地区相关企业的厂房、设备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通过承包经营、委托经营、租赁等方式,培养出一批新的名优特产品,促使西部的优势企业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树立中国名牌,促进全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行业、企业来说，组织优势行业、优势产品的骨干企业和优秀人才到西部创办企业,也可出资金、出技术、出管理,选择在西部区域有相当基础的企业作为创名牌的基地，例如四川省就在“三线”建设时期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工业规模,国有企业具有数量多,设备较好,科技人员比重大等特点。西部地区则通过东西联合对国有企业进行兼并和重组,较好利用经济发达地区在管理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取得投资小、收获大的良好效果,并有效盘活西部的资产存量,激发国有企业的经济潜力。通过技术嫁接和再创，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在东部名牌企业的帮助下逐步成长起来，最终创造出自己的名牌来，这是东西部联动的有力结合模式。
6、联合开拓市场的合作：
西部企业在开拓本地市场的同时,利用东部地区沿海、接近国际市场的条件，组织西部企业到沿海地区联办工贸企业和出口基地,以及与东部地区中外合资企业开展合作,组成“中中外”式的企业，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联合吸引外资，参与区外的经济循环，开拓东部市场与国外市场，如江苏昆山开发区的一些乡镇企业先与外资合作，而后吸引西部资金，形成“中中外”式合资企业，再将合资产品转移到西部市场；或利用西部地区沿边的区位优势,吸引东部企业到西部的沿边地区联办出口加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邻国市场。江苏的长安镇长宏集团到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口岸投资创办霍尔果斯宏运毛纺有限公司，收购俄罗斯的羊毛，将进口羊毛清洗、深加工，与当地合资生产羊毛、羊绒制品，再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到俄罗斯及其他东欧国家。
二、东西部经济合作机制
东西部合作的机制是以企业为载体，以东西部间的区位梯度势差和产业转换为动力，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调控为导向，以区域间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
1、东西部经济合作的主体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体，拥有投资、生产、销售、管理、人事等企业经营的自主决策权,能从市场的角度自觉对企业的发展战略、产品战略、市场战略、人才战略等做出决策。计划经济时期的支援内地、三线建设等措施尽管客观上也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投资和生产都纳入当地国民经济计划,与原建设单位没有经济联系,没有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决策和自主性经济行为，不属于市场行为,是政府指令下的计划性协作。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势必要突破原有区域而更大的空间范围中配置资源。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在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下，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跨地域流动投资成为可能。加之国家开发西部的决策,鼓励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合作,并为东西部企业合作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法律依据。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也使企业认识到:开发西部不是单向的东部支持西部,而是一种双向双赢、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是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东西部经济合作，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合作体现市场机制下的运行原则。正是由于企业主体的参与，使得东西部经济合作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2、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
虽然东西部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着“对口支援”的合作模式，其动机是出于道义上的无偿支援和帮助，但更多合作模式的基本性质却是以市场机制为契机，以相对优势为基础，建立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上的一种实现各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力图缩小地区差距的合作。所以东西部经济合作既是两个或多个地区相互协作的共同行动,更是一种经济行为,其动机可归结为追求合作双方或多方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东西部合作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企业试图在更大范围的区域空间配置资源。
（1）动力之一——区位梯度势差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获得，取决于能源、原材料、资金、技术、劳动力的投入，以及经营管理、商标品牌和营销网络等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而企业的跨区域合作动机，正是来源于企业对其所在区域中某种或某些缺失、劣势要素的弥补。合作动机的实现又取决于合作企业所在两个或多个区域间的要素梯度势差的大小，多种要素的梯度势差共同决定着区域间的区位梯度势差的大小。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然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十分明显,中国的东西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结构、资源特点和相对优势，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也十分显著。这种差异和不平衡在东部与西部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正是导致开展东西合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存在的基础。从总体上看,东西部之间存在显著的区位梯度势差。东部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发展基础最好的地区,东部的优势在于资金雄厚，加工技术水平高，管理能力强，已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各类人才特别是经营人才比较集中，对外开放度较大，国际市场营销水平高，市场占有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但能源和原材料比较缺乏；而西部工业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能源与原材料较为集中的地区，同时拥有土地、光热、水力、矿产、旅游等自然资源、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潜力方面的优势，但缺乏的是资金、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因此，东西部之间存在相当的区位梯度势差，形成东西部合作与发展的基本动力。使得东西区域间进行优势互补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在东西部区域间的充分流动得以不断实现。西部渴望通过合作充分发挥西部资源优势，加快发展速度，实现经济起飞，缩小地区差距，尽快扭转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东部则通过合作进一步拓展资源的配置空间，在西部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和市场。
(2)动力之二——产业迁移
产业转移的动因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是全国经济空间布局在特定区域的组合的结果。由于区域优势和全国经济布局的总体要求，在不同的区域内拥有不同的区域产业结构；当区域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其产业结构也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的各产业间在资源和产出上的比例关系,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具有特定的演进规律：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区域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最后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并占据首位，同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轻工业比重逐步下降,重化工业比重逐步上升,呈现出逐渐高度化的趋势。并由能源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转变,由劳动、资源密集型逐次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尤其东部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产业转移冲动:由于经济发展空间狭小，使土地价格上涨；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使劳动力成本居高；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短缺，使一些传统产业特别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产品趋于饱和,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亟待寻找新的产业空间，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第三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另一方面,西部具备接纳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西部基础设施落后,人才、技术、资金匮乏，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但其幅员广阔,市场潜力巨大,资源丰富,特别是如水能、土地、生物以及部分矿产等方面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独特优势,一些产业和产品生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具备或正在获得比较优势，并有新的领域尚待开发,可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东部与西部这种资源的互补特征,决定二者必须协调发展。
其次，区域产业聚集与扩散。产业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得区域经济活动更具有效率,但是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产业在空间上过度集中也会导致不经济,因此集中到一定程度又必须走向分散,这时候符合分散趋势的产业就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率。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已经很大,产业集中程度已相当高,此时将产业向边际收益较高的西部地区迁移,充分利用国家赋予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与西部进行经济合作,将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西部地区也将从中受益。
作者：李静 肖金成 金哲松
来源：《2004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