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

发布时间:2021-05-12

长期以来,人们对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理论工作者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理论和实证上去分析差距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并对缩小差距提出了种种方案和政策建议,但却忽视了另一个差距的存在,即省域内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差距。据笔者研究,这一差距比前述的两大差距还要大。中心与边缘的差距也可以归类为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和我们通常论述的区域差距不是一回事,因此,本文拟对中心——边缘差距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幅员面积大,人口多,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一个现实。由于幅员面积大,故作行政区划分时,每一个区域单元的面积比起一些小国甚至中等国家来说要大得多,从人口、土地面积和GDP三项指标比较分析,中国的省域面积大,省区人口多,多数省的经济实力都很强,因此,对省内的区域经济结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对区域空间结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区域的空间系统都可以看作是由中心与外围两个空间子系统所组成,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各生产要素必然从外围区向中心区发生转移。现实世界的资源市场和环境,客观上存在着空间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某些地方的人口和资源利用优先形成的空间集聚态势,构成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制高点或中心。随着集聚的累积性发展,这类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会比其外围地区强大而带有竞争优势。由于中心的存在,外围地区的集聚受到抑制,其发展相对滞后,而又不得不依赖于它的中心。中心之间的空间竞争的存在又形成了外围腹地的空间划分,核心——外围空间结构由此形成。这就是比较著名的“核心——边缘”理论。可以说这一理论基本符合中国的情况。和弗里德曼理论有很大不同的是,中国的“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其重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和自然因素,而非市场因素。根据我们的研究和考察,有三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一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随距离递减的规律,即距离省会城市越远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二是在省际交界地区,和各自中心区域相比多数是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三是除沿海地区之外,边缘地区也是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和城市发展最缓慢的地区。


二、各省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国省级行政区共有34个,除港澳台三个特区之外,尚有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省级行政区共22个,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只对22个省进行研究。

1.省域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存在的差距

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将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进行了对比,平均差距为4.45倍。其中,超过5倍以上的有7个省(广东、山东、辽宁、湖北、云南、四川、甘肃),差距最大的是甘肃省,达7.38倍;差距4倍至5倍的有5个省(江苏、湖南、山西、贵州、陕西);差距3倍至4倍的有6个省(浙江、海南、河南、安徽、江西、吉林);差距2倍至3倍的4个省(福建、河北、黑龙江、青海),差距最小的是青海省,为2.01倍。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并不是东中西部的差距(2001年平均差距东部为西部的1.44倍)和城乡之间差距(2002年城乡之间的平均差距为3.1倍),而是省域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距。

从22个省的总体情况来看,除安徽省马鞍山、铜陵高于合肥市,大庆高于哈尔滨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高于兰州市,青海省海西州高于西宁市,广东省深圳、珠海高于广州市,河北省唐山高于石家庄市,辽宁省大连、鞍山、盘锦高于沈阳市之外,其余省份的省会所在地区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并出现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以省会为中心,由近及远,经济发展水平随距离而递减,经济发展差距随距离而递增,省域边缘地区绝大多数为欠发达地区。


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差距形成的原因却不相同。根据弗里德曼对“核心——边缘”现象的分析,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中国各省域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却远为复杂,弗里德曼分析的原因只是其中之一。

1.中心地区(省会城市)经济较发达的原因

(1)多数省会城市是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和商贸业中心

现在的省会城市在历史上多数也是区域政治中心。从元代开始,军政机关均设置于此,官僚、地主、大商富贾也在此集聚,往往不惜巨资,大兴土木,建设城市,修桥筑路,使省城的工商业、服务业、医疗、文教事业等一般都比较发达。达官贵人凭借高额俸禄大肆挥霍从而拉动当地消费,带动商业、手工业和其他服务业的繁荣。在封建时代,由于地方割据,省会与所辖地区有着行政往来,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而省际边界地区则关卡林立,形成封闭式的区域经济。

(2)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中心利用其对经济要素的支配权使省会城市超常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级行政区又一直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基本地域单元,虽然重大的经济决策和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均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然而限额以下的项目则都由省、市和自治区负责规划和审批。

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要素凭借政权的力量集中于国家然后再分配于各地,除在“三线”建设时期有很多项目布局在边远山区,其他时期的主要项目多布局在省会城市,社会文化事业的投资也多集中于省城。虽然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但通过学生分配、转业军人安置,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仍然很快。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对地方简政放权,原来集中于中央的生产要素支配权大部分下放给地方政府。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中国基本建设实行中央、省区市两级配置,两级调控。从实际实行结果来看,中央下放的权力多半集中于省政府,省城近水楼台先得月,使省会城市实力进一步扩大。

(3)省级政府庞大的机关事业单位为省会城市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由于省级政府承担了地方调控的权力和责任,使机构越来越庞大。中央有什么机构,各省要对口设置机构,有的省设置的机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除了机关之外,还设置了许多事业单位、新闻机构及其他服务性机构。机关的支出和干部的消费,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市场,形成了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不仅带动了城市区域内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这就是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比其他地区富裕得多的原因。

(4)市县政府为争夺资源“跑部进省”,也为省会城市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犹如各省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一样,各市县政府在省城无一例外地设立了“落脚点”,相比“跑步(部)前(钱)进”,他们去省城的次数更多。宾馆业、餐饮业发达,省会城市无一例外,不仅旅游业发达的城市如此,旅游业不发达的城市也是如此。在进省城的人群中,为省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而来者大概不在少数。

(5)巨大的需求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和经商者

正是由于省城的规模大,外来人口多,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吸引了大量外来经商者和投资者。他们的到来,又带来了新的需求,推动了房地产的发展,也拉动了对农产品的需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高,周边农村地区也得到很多实惠。周边城镇由于承接了省会城市传统产业的转移,为城市大工业生产零配件,经济也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卫星城。根据圈域经济理论,城市的规模越大,对外辐射的半径就越大。如上海市辐射半径可达200公里,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沈阳等市,辐射半径可达150公里,一般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城市辐射半径可超过100公里。可以这样认为,一般省会城市的辐射半径约为100公里,在半径100公里范围内是该省的中心区,在辐射半径之外,即成为边缘区。

(6)省会城市发达的部分原因是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具有区位优势

除了以上由于体制的原因而使省会城市超常规发展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形成和其他区域具有明显差异的中心区域之外,省会城市优良的区位也是其发达的原因。有些省会城市历史上就很发达,如西安、南京、杭州、成都、沈阳,历史上曾做过封建王国的首都。武汉、重庆、长沙等,由于交通发达,历史上都是商贾云集之地。但也不尽然,历史上曾作为首都的洛阳、开封、邯郸等因为不是省会城市,其经济发达程度和省会城市相去甚远。新乡曾是平原省的省会,和省会郑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差不多,但新乡人均GDP仅是郑州的43.25%,城市人口仅是郑州市的37.41%,人均储蓄仅是郑州市的40.73%。保定曾是河北省省会城市,后来迁往石家庄,基础条件大致相同,但人均GDP仅相当于石家庄的58.06%,城市人口仅相当于石家庄的38.93%,人均储蓄仅相当于石家庄的61.04%。徐州曾是历史上规模较大经济相当繁荣的城市,而2001年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省会南京的42.76%,城市人口仅相当于南京的39.7%,人均储蓄仅相当于南京的34.33%。由此可知,区位交通等条件并不是决定的因素。

地理区位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靠近中心城市的地方,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较快,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它和中心城市开展经济、社会交流和合作的成本高,较难受到中心发达地区经济上的辐射和带动,经济发展就迟缓。

行政区经济是一个以中心地向外辐射的地域系统,行政区边缘地区的经济运行处于不利的地理区位。根据郭荣兴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边界地区的经济水平与它们和省会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愈靠近边界,经济发展愈缓慢,相反,愈靠近中心地区,经济发展愈快。

3.中国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分析

我们所说的边缘地区是指一个省而言,而两个以上的省的边缘地区便构成了省际边界地区,据郭荣兴先生的研究,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陆路边界线总长52000公里,分布着849个县(市),占全国县市总数的39%3。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边界地区仍处在不发达或贫困状态,其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数量的边界地区的人民至今连温饱问题仍没有解决。中国有名的边界地区有湘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川黔、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川陕甘等,都是革命根据地。为什么革命都从这些地区发生和发展?不言而喻这些都是反动统治者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也是中国交通和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边界地区并不是资源贫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地质构造,使中国边界地区资源赋存十分丰富。边界地区森林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农副产品品种丰富,而且相当数量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分布在边界地区。尽管大自然赋予中国大部分边界地区更多的偏爱,使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地处边远,信息不灵,交通闭塞,运输困难,再加上地域经济组织上的分割和受传统自然经济影响,边界地区始终未能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边界地区经济发展为什么缓慢?

(1)自然历史因素

中国多数省级边界地区是在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以蜿蜒曲折的江河山脉走向为依托自然形成的。黄河,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成为陕晋、豫鲁的省际边界线;太行山,晋冀鲁豫四省在此接壤;河南、河北两省正是因位于黄河南北而得名,洞庭湖成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水岭”,古代的山东和山西两省正好是以太行山为界。为了减少纷争,统治者也力求将边界设在有自然障碍阻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之处。如湘赣边界以罗霄山、万洋山、井冈山、诸广山为界,河北、山西以太行山脉为界,湖北、四川以武陵山、大巴山为界,广东、湖南以骑岭为界,江西、福建、浙江以武夷山、仙霞岭为界,湖北、河南、安徽以大别山、铜柏山为界。高山大川,交通不便,地处边远,便形成了有名的贫困山区。

(2)体制因素

之所以称为边界地区是因为该地区往往为几个省级行政区所管辖,它们都是每个省的边缘区。由于边缘地区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在各行政区进行社会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顾及。甚至某些边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地处北京、天津之间的河北省廊坊地区,因河北省担心被两直辖市瓜分,而长期不予投资,致使其虽有优良的区位,经济却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

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局限在行政区范围内是边界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至上而下的物资分配体制,从省会城市到地区,再到县城,致使边缘地区的工业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生产力极不发达;而农牧业产品由于远离中心城市,没有通畅的销售渠道,其经济价值难以实现。僵硬的行政区划管理体系,人为地把边界地区的经济活动束缚在按行政隶属关系的“块块”之中,物资、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流通渠道不畅,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之间在商品流通渠道上构筑了一道又一道边界壁垒,使边界地区深受其害。一种商品一些地区想购又购不进,另一些地区则想销又销不出。如山西长治、晋城地区有大量的煤炭,河南城乡一带盛产小麦、大米,本来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促进,由于边界分割,相互封锁,结果是“山西人饿死不吃河南粮,河南省冻死不烧山西煤”。

长期以来,中国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的是一种“抽血”政策,大量低价的能源被按行政指令从不发达的边界地区调往发达地区,这种极不合理的价值转移,是国家从边界地区“抽血”,向发达地区“输血”的具体表现。

边界地区经济落后,如果能够随着经济要素的流动而使相应的人口离开原地进入省会城市或省会周边地区,边界地区的人口压力就会减轻,当地人们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和落后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资源却越来越少,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便不可避免地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以后,要素在省内可以自由流动。由于省会城市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人口规模都聚集了巨大的势能,能够吸引全省的生产要素向中心聚集,使各个省会城市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在自身扩大的同时,也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这也就是辐射效应发挥的作用。由于辐射具有一定的半径,辐射效应随着距离的扩大而逐步衰减。边界地区由于没有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根本改变,分工难以进一步深化,边界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贫困状态便难以根本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科技拥有量差距的拉大要比经济实力的拉大更为严重。人才的外流不仅使边界地区人才总量减少,而且人才群体质量也随之下降,最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交通因素

边界地区的交通布局由于受地域组织上的块块分割,自我封锁、自成体系,成为边界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一是过境交通路线少。长期以来,边界地区经济社会活动基本局限在自身狭小地域空间上进行,缺乏地域上的连续性。如江西和广西两省,高速公路基本上是内循环。二是过境交通路线质量差,路面标准低。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都由当地交通部门负责修筑。由于道路的外部性特点,边界地区的道路往往是两省共用,有时是一省用得多,一省用得少。如河北南部山西通往河北、山东的公路,是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山西的煤运往山东,河北则负责修路。由于煤车载重量大,道路屡修屡毁,河北交通部门对修路不甚积极,造成路面时好时坏。边界地区道路质量差,在中国是普遍现象。道路不畅,不仅给商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还禁锢了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三是边界地区断头路多。边界地区是各级行政区权力的极限所在。其交通路线的建设难以进入各级政府的视野之中。据统计,中国十省市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甘肃、宁夏、青海)边界地区有453条公路干线,其中只有269条通过边界,而184条在边界地区出现断头,占总数的40.6%之多。


四、几点结论

1.区域经济运行中的距离衰减规律,严重制约了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规律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力有关,也和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的距离有关,多数地区距离省会城市太远,难于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

2.省会城市多数首位度很高,其规模已经很大,但其辐射对半径仅能覆盖本省一小部分地区,大部分地区难以接受省会城市的辐射,成为阳光照不到的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3.必须培育更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完善地区级城市的功能,提高他们的辐射力,使他们的辐射半径同他们所辖区域相一致,最大限度地缩小边缘地区范围,消灭经济发展“死角”。

4.建立以城市和城镇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体系。多数省会城市应发展成为立足本省面向边界的国际性、多功能、现代化的大都市;大中城市是一个较大区域的中心,小城市是一个次区域的中心,小城镇是农村地区的中心。小城市既能承接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又为大中城市提供原材料和配套产品。逐步形成彼此依托、相互传递、优势互补的合理的城镇体系。


作者:肖金成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