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20
我国现在土地城镇化不足是城市商品房价格过高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过高的房价既严重影响了城市的人才和经济竞争力，也影响了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杨开忠
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保持相对稳定的平台期。最后，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在75%左右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高国力
目前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就地城镇化率的提高，使得城镇化率在整体数字上不断提高，但这掩盖了中国式“逆城镇化”的隐忧。——卓贤
目前很多市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没有入户的门槛，但有入学的积分制，这和市民化改革方向是完全不一致的。——叶裕民
4月18日下午，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春季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以“迈入‘十四五’：高质量城市化与美好人居环境”为主题，讨论了未来5年及2035年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土地城镇化不足是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在主题演讲中预测，进入2021年之后，中国将进入“新型城镇化2.0”时代。
杨开忠表示，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推进的，虽然过去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并不明显。到了2.0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将出现劳动力高度短缺的现象，且城乡收入由相对差距缩小，转变为绝对差距的缩小。
针对理论界普遍流行的“过去我国土地城镇化过快、过量”的观点，杨开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加速土地城镇化势在必行。
以1996年到2012年为例，根据搜狐城市查询到的数据，1996—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724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357万亩；2010—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953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515万亩。2000—2011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速度。
对此，一些专家称，过去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
杨开忠认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世界规律，我国过去的土地城镇化率在国际横向比较来讲并不过分。虽然目前存在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速高于人口增速的情况，但总体来看我国土地城镇化仍然过慢、过少，相对水平严重滞后，成长空间很大。
“2020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应该是165平米，根据我得到的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只有120平米，缺口很大，当然未来成长空间也很大。”
杨开忠最后表示，我国现在土地城镇化不足是城市商品房价格过高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过高的房价既严重影响了城市的人才和经济竞争力，也影响了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的决策行为，且高房价已经和户籍制度一样成为我们国家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关键的制约因素。
“十四五”期间城市分化现象会加剧
根据统计局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阶段，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20年底城镇化率超过60%，目前，有逾8亿人口生活在城市。但对比各个历史阶段，近些年城镇化增长速度正逐步趋缓。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国力在现场报告中称，根据推演，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保持相对稳定的平台期。最后，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在75%左右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
“十四五”期间，包括城市病、城市分化、收缩型城市等在内的城镇化问题将集中爆发，一些新的形态，新的影响和负效应都会显现。人口流动也不只是从农村进城，“双向流动”的态势将愈发明显。另外，城镇格局也会加速分化，城镇化发展的机制发生转换。以往依靠房地产，靠要素的规模和速度来取胜的路径会逐渐变化。
在谈到推动我国城镇化增长的因素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表示，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2000-2010年，城乡人口转移为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贡献率大致为56%。现在城乡人口转移劳动力的贡献率急剧下降，只有36%，下降近20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就地城镇化率的提高，使得城镇化率在整体数字上不断提高，但这掩盖了中国式“逆城镇化”的隐忧。
近些年来，农民工，特别是50岁以上农民工在城市留不住，返回农村的现象比较普遍。叠加上疫情的影响，2020年农民工总规模下降了1.8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下降了446万。
但是，卓贤还表示，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乡劳动力的生产率差异仍然很大，年轻一代的移民对城市特别是大的城市仍然向往。另外，农村生产率正在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村出现“睡村”现象， 即很多农村人口白天上午去临镇、本县或邻县工作，晚上再回来睡觉，这也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重要的部分。
基于以上理由，中国的城镇化仍有很大潜力。
城区300万人口以下城市不应有入学积分制
在谈到我国的市民化的问题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城乡发展规划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裕民指出，通过测算，我国的市民化水平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很多地方普遍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市民化的指标，而忽略了关键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样就把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搞偏了，目前很多城区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没有入户的门槛，但有入学的积分制，和市民化改革方向是完全不一致的。”
叶裕民还引用了“在一起”指数作为考核市民化的柔性指标，“在一起”指数即指流动人口学龄子女与父母在一起的比重。另外，叶裕民还表示，没有稳定的可支付健康住房就难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且新市民的第一需求是子女教育，第二需求才是可支付住房。
叶裕民建议“十四五”乃至2035年之前，将“在一起”指数、可支付住房及健康住房覆盖率作为新市民考察的约束性指标。建议住建部领衔，将特大城市流动人口60%居住在“城中村环”的流动人口，通过城中村系统更新为他们广泛提供移动住房。流动人口住下来后，根据常住人口配给学位，实现新市民迁移家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