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10-02
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为发展理念的雄安新区，承担着何种使命？它致力于打造的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又能为其他特区和新区的建设发展带来怎样的经验和启示？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十分关注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与发展。他认为，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如何改革创新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雄安新区亟需思考的问题。
如今，雄安新区建设如火如荼，特区新区互通有无，交往密切。在李国平看来，雄安新区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规划建设，也将为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探索新路径。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
南方日报、南方+：如何认识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关系和定位？
李国平：深圳特区、浦东新区、雄安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三个重要的国家级特区/新区。其中，深圳特区的设立代表着中国走向开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要继续扩大探索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决定设立浦东新区。
而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中国又迎来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雄安新区设立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解决人口经济密集地区如何优化发展的问题，使首都北京发展得更好。雄安新区将探索并建立一个样板城市，践行新发展模式，致力解决超大城市“大城市病”等问题。
南方日报、南方+：如何准确理解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和定位？
李国平：《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破解“大城市病”作为基本出发点，强调在京津冀区域内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通过多中心网络化的发展解决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问题。
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向哪里疏解？一是域内疏解，就是把北京中心城区核心区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到北京市域范围之内、中心城区以外的地区。但这还远远不够，需要与京津冀联动起来进行域外疏解。这就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疏解承载地，雄安新区便应运而生，“一核两翼”的概念也因此出现，具体而言，就是以首都为核心，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为新的两翼，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设立的初心，就是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处处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当然，雄安新区不仅对于北京有重要意义，对河北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发展核心。
南方日报、南方+：在您看来，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主要“新”在哪里？
李国平：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其中生态优先的理念得到很好体现。比如未来其整个规划区范围内70%是蓝绿空间，且开发强度要控制在30%以内；另一个亮点体现在建筑风格方面，雄安新区的建筑要有中国特色，并考虑整体建筑和自然景观的和谐交融，彰显新时代的中国风格。
同时，我们已步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因此雄安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会比以前考虑更多。
雄安新区为城市发展带来新启发
南方日报、南方+：许多来自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干部、企业投身雄安新区建设，您如何看待这种传承？
李国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成就令人自豪，深圳等经济特区无论在规划建设、政策创新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摸索总结出很多经验、方法。因此，建设雄安新区已经不像40年前的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基本“从零开始”。对雄安新区来说，少走弯路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学习借鉴其他区域的经验，将更多其他地区成功的案例、经验、做法“移植”到自己身上。
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先进经验能够在雄安新区落地，有更多来自经济特区的管理者、设计者和建设者能够参与到雄安新区的建设中来，这将大大加快雄安新区的发展。
南方日报、南方+：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的雄安新区，对其他特区和新区乃至更多城市的发展，是否也能带来新的启发?
李国平：是的。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不少国家级新区和大城市都遇到瓶颈，例如深圳也同样面临着人口过度集中这样的“大城市病”。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启示我们思考，深圳是否也需要一个集中承载区，通过区域联动进行疏解的办法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其次，原来不少特区和新区开发强度较大，对生态环境关注不足。反观雄安，按照规划，其蓝绿空间占比较高，开发强度要合理控制，这将有利于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部分地区可能需要降低开发强度，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提质增效。
最后，雄安新区规划中提出了一些高端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我认为，其他特区和新区在寻求高端产业定位时，可以借鉴雄安新区的一些规划、想法及其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