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一带一路”与全球城市

2019年11月9日，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广东省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第四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2019）: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应邀在“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平行论坛上作了“‘一带一路’与全球城市”的报告。
以下系报告简要内容。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不同学科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我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而且是纳入地理空间维度的经济学研究，强调城市和区域发展。所以，我是从纳入空间的经济学角度观察和分析“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在这里，我报告的题目是“一带一路”与全球城市，想讲以下两个观点。

01“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规律

“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国内国外两个建设。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应遵循经济规律，平衡这两个建设的关系。

平衡好“一带一路”国内国外两个建设无疑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从市场力量来看，比较优势讲的是机会成本高低，适用于指示既定稀缺资源在国内或国外的配置方向和目标，但并不能最终决定可跨国流动的稀缺资源选择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配置问题，后者是由绝对的竞争优势决定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以可跨国流动的稀缺资源为基础的，是跨国流动的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因而决定力量是绝对的竞争优势， 而非比较优势。相对于“一带一路”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初级生产要素成本虽然通常较高，但在市场，人才、知识、金融等高级生产要素，产业配套条件和市场结构与行为、营商环境诸方面具有优势，因而，相关企业不仅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和核心制造环节区位指向留在国内，而且，即使一些相对密集使用我国相对稀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增值环节也并非一定指向国外区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否对外投资要看选择国内国外获取的预期竞争优势高低，盲目依据比较优势决定是否对外投资将是不可取，否则，结果将是失败的。

有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总体上是增加利润的。但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也有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开始回流国内。这些企业之所以回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主要的因素还是当初走出去时未能真正遵循竞争优势的规律。

不过，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另一个规律，即遵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规律。培育发展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各国各地区在“走出去”中始终遵循的规律。之所以这样，是没有这个能力，就会没有"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由谁生产以及按什么程序和规则生产”的发言权，就会在全球化中失去主动权。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自觉地将获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作为重要的全球化战略。

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美向亚洲的转移，旧式全球化、新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冲突，全球供应链的全面重组，使得全球互动环境空前复杂多变、充满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历史超悠久、规模超大、幅员广大的国家，其复兴不仅关系中华民族，而且关乎人类命运，在全球肩负特殊使命和责任。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化建设中，不积累足够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就不能适应空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就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因此，在全球化中，遵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规律，具有特殊的重要时代和世界意义。我国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必须从节点、轴线、域面、体量、功能、品质、制度诸方面综合平衡好国内国外两个建设，千方百计吸引留住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生产，不断巩固提高“一带一路”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这实际上指明了强化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方向。

02把全球城市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

全球城市，也称为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是生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中心地，是一个国家和世界结合的枢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集聚中枢。因此，为获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高质量发展全球城市。

一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处于低水平、相对封闭的状态，客观地来讲，是不存在全球城市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全球城市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的孕育期；二是从2000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夕的诞生期；三是新时代以来在世界城市网络中迅速崛起期。

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依托的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组织（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aWC)，根据高端服务业参与全球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把城市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几个等级，并自2000年以来，每隔2年或4年发布分析结果。在GaWC的划分中，我们大致可以把世界一线、二线城市视为全球城市。根据GaWC，我国大陆跨入世界二线以上城市，2000年只有上海、北京2个，经过十几年发展，到2012年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4个；进入新时代以来，开始迅速增长，到2018年即达17个。2018年，我国世界二线及以上城市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1位；其中，世界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数量比2012年翻了一番，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世界二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天津、南京、武汉、重庆、苏州、大连、厦门、长沙、沈阳、青岛、济南13个，数量达2012年（2个）的6倍以上，居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郑州、西安等城市将很快跻身世界二线城市。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全球城市虽然在数量上已在世界各国中居领先地位，但是，积累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仍然还比较薄弱。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地方品质低。地方品质即地方之间不可移动、不可贸易品数量、种类、质量和可及性。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偏好高品质的地方。在当今全球“脑力战争”时代，全球城市地方品质是决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基础力量。因而，世界主要全球城市无不重视地方品质提升。然而，我国全球城市地方品质低下。在美世根据10类别39项因素对全球450多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的评估排名中，上海和北京为中国大陆排名最高的两大城市，但在2018年公布的第20次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名中仅分列第103位和第119位。

二是功能相对单一。传统全球城市主要是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性服务集聚地。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创新中心功能、消费中心功能、知识信息流通中枢功能成为全球城市日益主要的功能。我国全球城市相对集中于传统的企业总部、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交通枢纽功能，创新中心、知识信息流通中枢和消费中枢功能相对更加薄弱。

三是总体功能不强。这表现在，第一，全球连通主要偏向所在的亚太区域，尤其是广大的本土；而且，主要是被连通；第二，世界一线城市数量不及美国；第三，尚无与纽约、东京和伦敦平起平坐的疏解顶级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水平低下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表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植根本土的跨国生产性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跨国发展的能力；而且，更表现在，全球化本土化结合的高端人才、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卡脖子”段和瓶颈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因此，为加快积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要把推进全球城市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加快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步伐。

2014年以来，我国掀起来新一轮全球城市、包括全球城市群建设高潮，不仅北京、香港、上海、广州、深圳分别提出了新的全球城市目标和战略，而且，提出实施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规划。为了适应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的客观要求，下一步应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包括香港、台北在内的19个全球城市和将要跨入全球城市行列的城市及其所在城市群进行系统梳理，统筹规划发展全球城市及其所在城市群，在大力加强全球城市传统功能的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全球城市新兴中枢功能，努力体系化提升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