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乡村振兴的区域经济逻辑

发布时间:2019-01-18

1、中国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首届镇长论坛2018年12月26日在浙江嘉善举行,著名经济学杨开忠教授应邀发表题为“地方品质品质驱动发展:乡村振兴战略选择”的大会演讲。

2、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乡村振兴与地方创生主题论坛1月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杨开忠教授应邀做了 “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的主题演讲。

《乡村振兴的区域经济逻辑》为扼要综合两次演讲内容而成。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其中贯穿怎样的经济逻辑?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倡导“新空间经济学”。在这里,我想从“新空间经济学”出发,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际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谈点个人认识和体会。

01
地方品质驱动乡村振兴

在这里,所谓乡村地方品质是指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空间上可及地理范围内不可贸易品数量、多样性和质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购物休闲娱乐等个人消费服务,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美学与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以及交通、信息、制度等软硬基础设施。

为什么说地方品质驱动是乡村振兴的规律所在?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乡村振兴,农民生活必须富裕。农民生活要富裕,农民收入要高。从根本上来讲,农民收入要高,农民生产率必须高、农业竞争力必须强、产业必须兴旺。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要强靠土地、劳动力初级要素投入增长是行不通的,单纯靠旧方式、老办法也是不行的,需要新知识、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一句话,出路在于产业全面创新,包括科技创新、营运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正如 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所强调的,根本在于深化改革,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然而,人才掌握创新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要适应农村劳动力状况和资源配置新变化新趋势,适应建设现代农业新要求,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一大批种田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产品营销人才、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吸引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扎扎实实服务“三农”。我想,正因为如此,2013年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2018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

进一步讲,国内外理论和实践表明,要培育、留住、吸引和聚集人才,就要创造可及的、好的地方品质。这不仅是因为培育人才需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的投入和支持,而且因为人才更加喜好地方品质。因此,实施地方品质驱动,大力提升乡村地方品质,做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既是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回归自然生态、回归乡村田园的需要,更是贯彻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根本要求。

 02
乡村振兴要都市圈化

都市圈也称都市区,包括大都市圈和小都市圈,有些国家较小的都市圈称为国土生活圈或定居圈,是中心建成区与周边建成区、周边乡村所组成的通勤高效、一体发展之功能区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区域形态。乡村振兴要都市圈化,意味着乡村人口要向都市圈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远离都市圈的乡村聚落、甚至整个乡与镇,除非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特殊意义,可能会消失,因而,乡村振兴不是每个村都要振兴。

为什么乡村振兴要走都市圈化之路。究其依据,主要是: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都市圈既可趋集聚经济之利又可避集聚不经济之害,既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又有利于提升地方品质,更好兼得城乡两利。具体来讲,这△一是有利于城乡市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互联互通,有效整合整个城乡生产生活资源和市场,形成发展优势,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二是有利于城乡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互联互通,共享生产、供应和价值链资源;△三是有利于城乡居民更好分享就业创业机会、个人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有效满足居民高质量、多样化的需要;△四是有利于增强城乡居民在城乡之间选择工作、居住、游憩、通勤的自由度,促进城乡观念、技能和人才交流,增强社会包容性和多样性。因而,都市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

第二,城乡融合发展的普遍经验。正因为都市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美、英、日等先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比较普遍走的是都市圈之路。例如,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美国政府1910年正式提出大都市圈,2003年又进一步提出小都市圈。据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统计,2010年全美共有大都市圈569个,人口约占全美人口的82.3%;小都市圈536个,人口约占全美人口的13%;大小都市圈人口估计占全美人口的95%以上。考虑到美国还有大量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独立小微城市,我们不难知道美国绝大多数乡村人口都生活在都市圈。美国尽管是个农村十分发达的国家,但真正生活在都市圈之外的乡村人口估计不足全美人口的1%左右。大家知道,在美国,都市圈定义的通勤率标准是相对较高的。如果把标准降低到日本定义都市圈通勤强度,估计美国几乎全部乡村人口都在都市圈。

第三,适合新时代我国国情。△一是我国已进入都市圈化进程。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60%和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国家人口和经济进入都市圈化。我国城市化率和人均GDP已分别逼近60%和1万美元,从各地城乡融合发展实际来看,已经比较普遍地进入都市圈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致力城镇化和逆城镇化两个方面、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二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乡村振兴必将较美国更大程度地依赖于都市圈化。一方面,中国人口密度较高。我国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人口和人口密度是美国的4倍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城镇个数、分布均衡程度、平均规模最终要比美国大,更加有利于城乡本地化融合,都市圈将更加广布;另一方面,小农户经营。美国地广人稀,农业基本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率高。与此不同,我国小农户经营突出,在全部经营中占比70%以上。小户经营缺乏内部规模经济,要获取竞争力,在竞争中发展,更需要充分分享利用城镇外部经济性。△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在乡村公共治理中嵌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乡村振兴在公共领域要落实治理有效的要求,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机制、社群机制、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因而单靠乡镇政府机制、社群机制是不够的,必须嵌入市场机制、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在这里,职业经理人,包括职业化自然人和企事业及其他NGO法人。

为什么要嵌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呢?

△一是弥补政府机制、社群机制的不足;△二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成功治理之道,乡村缺乏有专业水准、职业精神、职业操守的职业经理人才和机构,是严重制约了乡村公共治理水平和乡村地方品质提高的重要因素;△三是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单乡镇就高达3万多个,完全可以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职业经理人市场;△四是我国乡村治理公共事务管理职业经理人已经有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例如, 2018年12月26日至27日,我应邀参加在习近平总书记基层联系点浙江嘉善举行中国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首届镇长论坛并实地考察了西塘古镇、天凝镇洪溪村和一里谷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就了解到保利物业在浙江已经创造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乡镇景区服务管理、乡镇局域化管理、乡镇全域化管理三种不同模式,并初步形成了专业公司参与公共服务管理标准化手册。这无疑为总结推广提供了重要经验。